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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项问题显然都不是当务之急，眼下，我大明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还是西北的民生问题，虽然洪承畴已经平定了陕西民乱，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陕西百姓仍然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稍有星火，便是一片燎原之势。

    既然朕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那就不会对这个可影响国朝命运的根本性问题视置之不理，若是朝野上下与朕齐心协力，共度时艰，我大明或许能打破中原王朝无法度过三百年的怪圈；可若是上下离心，人人只顾私利，而枉顾国家公义，那么大乱之世就在前方。

    陕西近十几年来连年干旱，去年王二便率先揭竿而起，发动叛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陕西的受灾之早，受灾之重，民不聊生无以延命，百姓只得起身反抗朝廷的统治。

    而与陕西百姓民不聊生境况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陕西的宗藩贵族土豪劣绅仍然贪婪奢靡，对百姓的盘剥非但有丝毫的松懈，反而趁着陕西百姓无力耕种土地出外求活之际，大肆侵占百姓的土地。

    这种歪风习气，尤以陕西秦王、韩王、庆王、肃王四大藩王为甚，四大藩王名下的土地，竟已超过了陕西耕地的一半。

    陕西虽然面积广阔，但是除了关中平原外，其他地区大都是土地贫瘠之地，即使情况稍好一些的关中平原，经过上千年的长期耕种之后，地力亦远比南方贫瘠。

    昔日太祖等历代皇帝之所以在陕西大肆分封诸王，主要原因是陕西靠近边疆，乃防范蒙古的第一道防线，诸王分封陕西，便是为了让他们守卫边疆，抵御异族南侵。

    可陕西诸王失却兵权之后，防止异族南侵这一责任也随之免去，他们只享受权利不担负责任，已经成为地方上最大的负担。

    陕西连年天灾地方贫瘠，百姓本就已经不堪重负，如今还要供养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宗室子弟，长此以往，陕西百姓唯有两条路可走，那便是要么造反，要么等死。

    是以朕以为，要解决陕西的问题，必先要解决陕西藩王宗室之问题，那么该如何解决陕西藩王宗室的问题呢，诸位可有良策以教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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